问河北｜点亮“北方戏窝子”！京津冀戏曲展演季都演啥？

只要尚有其他的选择,正常人就不需要选择通过虐杀自己的母亲来回避恐怖袭击,毕竟,没有人可以保证,满足这一条件,恐怖分子就不会进行核袭击。

要解决这一权威悖论，要么放弃道德自主，要么否定合法权威，走向无政府主义，因为与道德自主融贯的唯一的政治学说是哲学无政府主义。第三，法律规则不仅调节规则的创设、执行、裁判等行为，也调整私人行为，并允许对这些规则进行修正，如设定公司、缔结婚姻关系等。

理论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权威专业知识上的优势。病人最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理由平衡而行动。但是，除非拥有自主的能力和条件，这种自主的生活就不可能实现。主张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的人，通常认为人们服从法律的理由，是因为法律如此规定的事实，因而他们主张存在一种服从法律的特殊义务。其次，他们都认为工具主义不能充分说明权威的道德地位。

义务性是法律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性质之一。第一，制裁只能导致审慎的服从，而不会产生服从的义务。权威判断的可错性和实践理性的工具性，反而给社会成员设定了一项道德义务，即对权威所判断的基本善应该经常加以检验和反思。

忠诚也不必然要求服从法律。只要确定规定?的法律是有效的，就存在去做?的法律义务，并且不允许人们对其进行修改。宪政以对权威的精确界定，确保权威的权力不会引向私人的或偏执的目标，减少了权威滥用的范围，从而使得人们免于某些形式的操纵。道德理由就是这一性质的理由的典型。

如前所说，在拉兹的论述脉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理性或自主的概念。[18]这三种权威概念无疑分享了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其中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第五，还存在一个补充性的特征，即法律是无漏洞的，这是指法律已经为每一个实践问题或合作问题做出了规定。因此，权威不是单纯的权力和赤裸的暴力，而是一种规范性权力，有正当理由要求服从者接受它的指令，或者说，用其指令取代服从者自己的理由平衡，并将指令作为实施该指令所规定的行为的理由。这一权力必须是有效的、无争议的。其次，拉兹的权威理论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

如果允许个人对权威指令进行平衡，就会重新回到个人决策的模式中。要拥有理论权威，通常的方式就是成为某方面的专家。这可能与两个理由有关。这可能会导致一个奇怪的结论：如果我处处遵守法律，法律权威没有机会对我实施强制，法律就不会对我拥有行动的权威，因而法律对我而言就不拥有权威。

但是，个人对基本善的偏好不尽相同，参与这些善的计划和方案也丰富多样，且彼此之间不可通约，因此，如何通过合作的方式协调这些不同的偏好和计划，遂成为社会理论的最大难题。这实际上是肯定了个人自主的价值。

最后，由于每一个人对善的看法不同，即使权威主张它已致力于促进共同善，它的主张也不可能得到所有的社会成员的一般性的认同和服从。一种是通过拥有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利而拥有权威。

[22]特权与其他人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而权利的实现，总是与义务相关。只关注强制的辩护问题，恰恰忽视了法律权威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性质，很难完整地说明法律权威的性质。第一，它要求人们把所有的行为理由都当作可以运用理性能力去审查的理由，即内容依赖的、慎思性的理由。沃尔夫的权威悖论，看上去对合法权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善依赖于社会形式，寻求不证自明的基本善的努力，在拉兹看来是不可能的。

[78] 首先，拉兹致力于说明，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当人们把法律当作权威接受下来时，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审慎不一定会产生服从的义务。

其他人固然没有不让我阅读信件的权利。博弈理论中的合作理论假定的合作目标的确定性和参与各方对方案选择的无差异性立场，在真实的社会合作中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因此它无法说明人们如何协调合作目标和合作计划，也不能说明那些不支持权威选择的计划的人为何会服从权威的决定。

另一方面，由于权威将促进共同善当作其职责并且有能力促进共同善，权威及其所创设的制度条件，因而也是一个共同体的共同的和普遍的善。依据不同的合法性基础，韦伯确定了合法性权威的三种纯粹类型。

在韦伯看来，权威或支配（Herrschaft）[5]是共同体行动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23]其次，由于不存在服从的道德义务，人们不需要将权威指令当作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理由，而是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服从。相应地，完全自主是指一个人能够以理性的态度运用理性能力、做出符合理性标准的人。这代表了许多政治学家和法理学家的立场。

参与博弈的人对于合作模式虽然有不同的爱好，但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他们都乐意接受，因为有解决方案比没有解决方案更好。一种是政府主张拥有权威，或者它的国民事实上把它当作合法权威。

但是，将实践权威等同于理论权威，也会产生许多理论上的难题。它预设了某些制度性基础，比如使得该要求有效的规则和确认其有效的权威性程序。

实践权威是行为的理由，理论权威是确信的理由。但这一约束不足以消除权威的任意性。

沃尔夫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正当化证明。但沃尔夫认为一个人仅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是不够的。一个人拥有实践理性，不仅意味着他有能力识别和参与各种基本善，实践理性的九个要求也构成了他的道德义务。规范性在此是指权威是法律必须拥有的，而不是它可能拥有的或观念上应该拥有的。

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权威，我还将说明为什么是法律，而不是宣传计划或自发的社会实践，能够成为权威性地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制度。法律权威也必然主张要求服从的道德权利。

也就是说，他们至少在认识论上承认了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的合法性。因为权威依赖的是身份，而非内容的道德正当性。

（二）权威的道德基础 在拉兹看来，一个人拥有权威，无非是两种情形：要么他主张拥有权威，或者其他人相信它拥有权威。如果我们承认权威要求人们服从它所发出的任何内容的指令，而道德自主则要求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有责任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决定最佳行为理由，权威与自主之间就必然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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